近代晚清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亚洲中国新闻网5月3日报道（王禧）娄底日报社记者盛祥桂撰写论文，对近代晚清社会生活方式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如下：

近代晚清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盛祥桂

摘要：自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文明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行了强烈的冲击，尽管中国一度也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排斥与吸收、冲突与交融之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明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动摇了晚清的政治统治地位。中学与西学相依相存，传统与近代社会交织迷离，使得近代社会日常生活出现了一种缤纷的局面。

关键词： 近代  晚清社会  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

中西文化的交融和近代化的推进，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近现代生活文明的步伐，从多方面逐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侵略，他们把西方的形形色色引进了中国，并且迅速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中国人们的生活价值理念和日常行为起居。人们的生活从传统逐渐向开放迎合，特别是人们的社会风气、物质生活方式、言行举止、风俗观念、婚姻取向等方面还沾染上了洋人的文化习俗，发生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嬗变。这也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力度和深度。本文就近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进行一简要阐述。

一、社会服饰装束的流变

自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西方的物质精神文明的传播，以及西人来华和国人游历西方，加强了对外界的了解，国人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由于追求与模仿心理，从而引起了社会生活习俗的一系列新变。首先，表现很明显的是服饰的变化。中国古代服饰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但美中不足的是刻板单调、等级观念太强、庄重有余、自由不足。我国古代服饰体现出了强烈的等级色彩，不同等级之间有不同的服饰规定。如清代传统的民间服饰主要以长袍、马褂、马甲、短衫为主，就是通常所说的“长袍马褂”，其质料为农家的“家机布”。传统服饰宽衣博带，等级森严、非常琐碎，因此与近代日益快捷的生活发展节奏很不协调，也给先人的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近代，由于经济发达、中外交流加强，在社会风气大开的都市里，服饰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步传入了短衣窄袖、简便灵活的西方衣着服饰。“欧化东渐，翩翩少年多有易装以炫人者”的趋势日渐高涨。作为一种新的主张，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就首先提出改穿西服，“与欧美同俗”。梁启超认为：“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可变，无不可变矣。”康有为也指出：“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谊不亲，邦交不结矣”，而且褒衣博带，长裙雅步，“施于万国竞争之世，亦犹佩玉鸣琚。以走趋救火也，诚非所宜矣。”并请求皇帝和百官身先断发易服，改穿西装，以便“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这些言论和举措在当时影响巨大。当然普通老百姓的服饰式样虽无大的变化，但由于洋布洋纱大量涌入，普通百姓穿洋布、洋袜也随处可见。20世纪初，清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在军警界推行易服。光绪三十年七月练兵处奏请兵丁改装。次年四月，奏定《陆军目兵衣帽章程》，军队正式易服。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北京警察改穿西服”。二月，“巡警部奏定官制，分文武两途。”“武者短衣军装，皮冠皮靴均用西式，并截去辫发三分之二。已经颁谕自巡记以下一律截辫改装。”同时，在外表装束方面也有了巨大的革新。此时，清朝开始实行剃发蓄辫。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指出蓄辫的种种弊端，如行礼不便于脱帽，健身不便于锻炼，做工不便于操作机器，练兵、打仗不便于操练、行动、梳洗费时，并且易沾染衣服，滋生细菌；同时，根据欧美由辫发而剪发的演变历史，强调“断发之俗，万国同风”，恳请皇帝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随着出洋留学学生的增加，“剪发易服”的呼声日益高涨。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明谕：“资政院奏请降脂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这些措施很快得到了实施，并且流传很快，至此，清朝200多年的发辫历史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对近代历史上的作用是空前的。

二、饮食住行、文体娱乐的演变  

“民以食为天”。对社会大众而言，传统的饮食结构和惯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体，但是西式饮食的文化也逐步流传开来。清末，啤酒（当时称“比而酒”，“皮酒”）、白兰地酒（译为“卜蓝地酒”）、香槟酒(译为“商班酒”、“香水酒”)及其他洋式饮料如汽水、冰棒、冰激凌、咖啡等均已传入中国。最初西式饮料主要供应在华外国人，清末中国人也逐渐感兴趣。于是，啤酒、汽水、面包等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制造业。如山东张裕葡萄酒公司（1892年）、哈尔滨啤酒公司（1901年）、青岛英德啤酒公司（1903年）、上海泰丰罐头食品公司（1906年）等，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到清末，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番菜馆”、“面包房”、“咖啡店”，不少中国饮食店也开始增营西餐和“日本料理”。同时，随着城市口岸的增多和在华西人的引进，西式住宅主要出现在城市中。其形式有独立式高级住宅和花园式住宅两大类。诚如翁同和对买办徐润住宅的描述：“园小而曲折，然楼阁几案皆有夷气。”这种“夷气”（就是西洋风格）的花园住宅在大城市中逐步增多，“晚清园亭，亦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瞩目皆是也。”交通工具的变化更加使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代化的铁路、汽车、电车和轮船的引进与发展，使晚清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先传入中国的是轮船和铁路等大型的交通运输工具。此外，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汽车、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相继传入中国。1902年，匈牙利人首次把两辆汽车运入中国上海。自此以后，汽车相继出现在其他各大城市，成为权贵、富绅和社会上层人士的代步工具。到光绪末年，上海已经有汽车156辆。1906年天津铺设了有轨电车，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正式成立。同时，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溜冰、打网球、踢足球、参加业余剧社、游览公园、听室内的音乐会等。这些活动丰富了中国人们的休闲文化娱乐生活。特别是电影作为近代与科技相结合的娱乐形式也被引进中国，利用光学的“西洋镜”、“哈哈镜，利用声学的留声机等，这些都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其次，外国人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式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就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且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所有这些，最初虽然主要是服务于外国租界和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且仿照外国的模式建立了许多马路，也建立了许多公共社会设施。

三、西方消费观念的盛行以及对中国的冲击   

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晚清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些崇洋的倾向意识。“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曰洋锅，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不过，最初的这些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人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反响。直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加到70个，清政府自己开办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一些农村也比较容易看到洋货。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止十之五矣”；即使是在云南一些偏僻地区的商店里，也可以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哔叽、羽纱、法兰绒、玻璃等，一应俱全，琳琅满目，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因此，比较合理的价格水平能够被大量的消费者所拥护。    城市生活资料和消费品也充斥各地，“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通天之势”。各种洋货土货商品“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已，甚至零星杂物，亦唯洋货是用”。在清末，各种洋货行销于中国内地，洋纱、洋皂、煤油灯、火柴、水泥、玻璃、洋绸、洋缎、花缎、洋纸、阳伞、皮革制品等，都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一些生活奢侈品、教育用品、化妆品进入中国，“若洋酒纸烟等，虽属嗜好之品，然近年销行之势，亦有日甚一日之观”，“其余大宗零星之洋货，受我国人之欢迎者，尚属不胜枚举，更仆难终也，如煤炭、煤油、洋锭、洋木之属，以及教育用品、化妆消费用品，所销甚多”。据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国人虽然保守，却也不知不觉地使用起外国货”，“假如不是棉制品，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洋人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无人不用”,”现在不仅在口岸城市和沿海地带，就是遥远的内地，也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从这里，我们足够可以看到西方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力。

四、近代社会生活习俗的缓慢西化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缠足是一种丑恶的社会旧俗，它直接束缚了妇女的思想、行动自由，封闭了她们的社会交往，不仅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也给中国人口素质造成了“既弱且愚”的恶劣后果。所以一直受到仁人志士的批评。特别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更是对缠足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至妇女缠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于里，仅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人生不幸作女儿之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遇沈灾。……同时，他还指出：“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磐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财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建议“重申禁令”，促使广大女子放足；另外“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使“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要求禁止妇女缠足。康有为认为：“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股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辗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誚于邻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乞特下诏，严禁妇女缠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在这些奏折中，康有为将缠足陋习与一个国家的强弱相联系起来，并以身作则，坚持不让他的两个女儿缠足。戊戌维新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戊戌维新时期一共成立了27个不缠足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维新时期就极力主张禁止妇女缠足，这时，他把劝戒妇女缠足的内容写成歌谣，以便宣传。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惟闽浙和陕甘而已”。由于这些封疆大臣的支持和示范，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对不缠足运动向纵深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反缠足的各种组织又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展开。进入民国后，缠足之风逐渐式微。缠足运动的推广和胜利，是晚清以来妇女在一定程度上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鲜明有力的标志。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社交礼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封建社会里有严格的称谓、礼仪规定，君臣、父子、上下级、晚辈对长辈都有严格的称呼，并且相互之间的礼仪非常的繁琐，带有强烈的封建专制色彩。在尊卑贵贱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形成的社交礼仪，是封建时代人们在法律上不平等的社会表现形式。随着晚清国门的不断开放和西俗东渐的扩大，国人开始对我国传统社交文化礼仪做出了比较深入的检讨。梁启超认为中国跪拜之礼是一种假斯文，为外国讪笑，主张易拜跪为西式鞠躬。在中外交往过程中，中国的官员、买办和绅商也逐渐学会了西方人的礼仪，握手、脱帽、鞠躬、鼓掌等方式日益流行。特别是20世纪初期的大城市中，知识层、涉外人士以及官绅层已经倾向于西方交往之礼：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仅鞠躬不脱帽。“先生”，“同志”的称谓取代了“老爷”，“大人”等称呼。鸦片战争前，社交中的拜谒之礼用“名刺”或“名帖”，即书其姓名、职衔等的一方红纸，一般都很大。随着西方习俗东渐以及中外交往的增多，见西式名片洁白小巧，便于携带，晚清的社交场中也开始用西式小名片取代传统的大名片，这都有利于文化的交流。

五、结束语

可以说，晚清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伦理习俗由于受到西俗的侵蚀，都发生了 深刻的转型。这从理论上讲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东渐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了西方社会价值理念，加快了中国近代的进程，使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进一步解体。另一方面，西俗的逐渐演变同时也加速了清政府腐朽王朝的解体，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不得不适合社会的改革，极力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同时它们也不自觉地被自己的落后体制思想观念抛出了历史发展的舞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近代文化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编审：白敬明   王禧